门券的起源及演变
成都刘永禄
“门券”一词及其实物究竟源于何时，一直为收藏者所关注，并有多种说法，在查阅和掌握了一些相关资料后，笔者愿就此与同好研讨。
汉语工具书中，最权威、最完备的要算80年代陆续出版发行的《汉语大词典》，遗憾的是，却查不到“门券”的词条，更不要说“旅游门券”了，倒是有“门票”一词的解释，但仅有“门票即入场券”六个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博卷[古器物]中的“中国古代节符牌券”为门券的起源勾画出大致的轮廓：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以及用于各种事物的一种凭证。用金、铜、玉、角竹、木等不同原料制成，如兵符、虎符等，战国时期除秦称“符”，齐、楚等国均称“节”，符节种类甚多，形状各异，用途有别，如用以征免税收、发兵作战、驿传邮递、供给食宿等等。古籍《周礼.地官.掌节》载：“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门关用符节。。。”汉代虎符沿袭秦制，唐代改用鱼符，武周一度用龟符，二者皆可系佩，与牌无异，宋以后皆用牌。唐代鱼符不仅表示身份，亦有其使用范围。据《大唐六典》记载：太子用玉质鱼符，亲王用金质鱼符，官员用铜质鱼符。鱼符有用于调动军旅，更易守长的鱼符，有用于标明官员身份的随身鱼符，还有用于出入宫门、开关宫门的交鱼符、巡鱼符等。随身鱼符在当时很受重视，它是官员出入宫禁、防止伪诈的凭证。永徽二年（651）开始向五品以上的京馆颁发，本人去职或亡殁，便须收缴。垂拱二年（686）以后，地方的都督、刺史也可佩带。将鱼符袋饰以金银系于腰间，名鱼袋，更成为官员身份尊显的一种标志，北宋时期，封建制度日益完善符牌作为严格系统的识别标志融会到封建王朝的管理体系之中；中国近代著名考古、金学家罗振玉（1866-1940）所编各类器物图录为数很多，堪称近代金石学家中的集大成者，他所编著的《历代符牌图录》不仅收录了“宋资政殿范仲淹牌”，上刻“朝参官悬带此牌无牌者以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与“出京不用”字样，到了清代，腰牌的作用已到了具细的程度，如1908年（光绪34年）制造，内务府颁发的第一百号腰牌上，不仅用途为内务副堂上，且使用者姓名、年龄、面部特征都制于牌上（无独有偶，现在一些景点用电脑将旅游者画像扫描在门券上）。《汉语大字典》对腰牌的解释可谓准确：“旧时系在腰间证明身份的牌子，常用作出入备查的通行证”。此前一年（1907年光绪33年），京师官立大学堂举办联合运动会，其入场券恐怕是现存最早的门券实物了。
徽章与门券亦有渊源关系，尽管《战国策》有关徽章的记载，但与近现代徽章的意义大不相同。徽章源于欧洲，伴着炮火硝烟进入中国，清朝政府为适应对外交往和与国际礼仪接轨的需要，于1882年2月7日（光绪7年12月19日）批准了《宝星章程》，1911年（宣统3年）批准了《勋章章程》，此后，北洋政府、南京民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勋章制度。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服饰文化紧跟时代潮流，徽章也不例外，徐珂《清稗类钞.服饰.徽章》中说：“今谓凡可旌别之记号者，曰徽章，常用者以金银铜为之，暂用者以绸缎绫为之”。这说明清末民初，徽章的功能和作用已不囿于颁奖的需要，而广泛用于身份，出入的凭证。这种佩带胸前的标志比旧时系于腰间的符牌进步得多。
门券的另一源流是请柬。封建社会，私家花园甚多，但都不对公众开放，官绅名流聚会，游园赏花，少不了请柬相邀，请柬的这种观览游园类似门券的作用。古籍中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比如：朝山和寺庙拜佛“买门”、“香税”等，但尚不足以正源流，其余如“谒”、“纸”、“刺”、“帖”、“状”等，与当今名片无异。
门券（门票）的大量出现也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1908年（光绪34年）北京三贝子花园（今动物园）于5月20日向公众开放并发售门券，仅10月13日慈禧太后70寿辰这天，游客就达五六千人。辛亥革命后，皇家园林、名胜古迹、博物院、公园相继对公众开放，门券的使用更为广泛，尽管名称不同，但入门凭证的作用是一致的。民国时期的门券记载颇多，但保存至今的实物却非常有限，怪不得收藏者孜孜以求。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等城市的民国门券为少数收藏者所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曾使用过金属门券，便是借鉴了古代钱币与近现代徽章的材料和形状而制作，这充分显示了金属门券在五、六十年代作为代币和入门凭证的作用，这也是金属门券同时受到门券、钱币、徽章爱好者重视的原因。
综上所述，无论是古代的符节、腰牌，或近现代的出入证、门券，再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后，它们作为入门凭证的作用没有变，但使用者及其使用目的却发生了变化。